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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虞家称山君借检籍之事聚敛，到任所造官舍系索贿之用，造价远低于市价，证人证词在此，山君可以自己看看。”

王琅一抬手，府吏以托盘接住她手里的文书，走到山遐面前举起托盘。

山遐面色微白，拿起文书打开浏览。

和现代政府机关建筑不会轻易改址不同，三吴会稽一带的习惯是每任长官不用前任官舍，到任以后自己出资建造或购买新官舍使用。

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唐代，官员以此收受贿赂或因此遭受构陷的记录屡见不鲜。

比如唐代杨炎将私宅出售给河南尹作为官署，他的政敌指控河南尹为了讨好杨炎，故意高估房屋价格，和市价的差额就是贿金，杨炎是监守自盗。

山遐的情况和杨炎差不多，只不过是把受贿手段从卖宅换成了买宅。

根据虞家指控，山遐在余姚建造的官舍按土地、用料、工费合计价值万钱，山遐却只付了三千，让市易者自己补足差额。

文书里条理清晰，证据详尽，即使是王琅也挑不出任何破绽。

显而易见，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，利用山遐是不了解余姚物价的漏洞和他的疏忽大意，构造出他受贿的既成事实。

如今在朝中主政的王导行事宽松，不太管地方官员行贿受贿之事。

比如和王琅在司徒府做过一段时间同僚的太原王述——他女儿嫁给谢安的弟弟谢万，现在和王琅成亲戚了——因为家贫请求外任，王导准许，让他去富县宛陵做县令，结果他在任上大肆搜刮，被人告状告到王导那里，不法事迹罗列出一千三百多条，王导只是给他写了一封措辞温和的劝告信，没有派人收捕问罪。

当然，王述本身是个奇人，除了做宛陵令期间官声不好，以后多次出任州府长官，都以为官清廉，政事修明著称。

也不知道是浪子回头，还是宛陵县另有内情。

山遐也是县令，家世固然不如太原王述，但祖父是三公，父亲追赠仪同三司，绝对不低，不然也不可能被派到余姚做县令。

要知道东晋外强内弱，会稽这种风光秀美离京师又近的膏腴之地，历来都受士族喜爱，郡内诸县的县令一职在官场非常抢手，连吏部都无法做主，有时甚至是皇帝亲自任命。

有这样的背景在，即使山遐真的受贿，在王导主政下也不算什么大事，完全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但他在县内推行严政峻法，甚至想收捕会稽大姓虞氏的名士虞喜问罪弃市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“对于文书中罗列的证词与罪行，山君可有要解释之处？”

问是这么问，但王琅并不认为他有翻案空间。

“官舍造价低于市价是事实，有司论罪我无异议。然而恳请府君让我留任百日，定能将余姚县内所有逋逃挟藏户口全部清查，然后再对我免官问罪，那样我虽死无憾。”

不出王琅所料，这个明白人一看文书就知道自己中了他人设计，沉默片刻之后就下了决断，不为自己分辨一词，做出和他铭刻在青史上的那封著名书信差不多的发言。

原本历史中担任会稽内史的何充接到他的书信，没有明着赞同他继续收捕，而是代替他向朝廷申诉，希望免除他被构陷的罪责。

当时主政的王导没有同意，将依法办案的山遐撤职免官，罪当弃市的虞喜优容赦免，成为东晋法纪废弛的明证。

很少有人知道的是，被陷害免官的山遐之后又重新起复，被召到朝中担任武陵王友，官第五品。

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差，通常只授给门阀大族嫡支子弟，绝无可能外流。

随后，他被任命为扬州大郡东阳郡太守，这是他的旧上司何充曾经担任过的官职，同样属于东晋的膏腴重镇，太原王氏的王濛请求这个官职都没有得到。

所以，他的这次免官到底是对他的处罚还是保护，很难说得清楚。

而他在东阳太守任上一样为政严猛，却没有惹出太大反弹或是民变，坐稳了东阳太守的之位，一方面是因为东阳豪强势力全部加起来也赶不上一个余姚虞氏，另一方面也能证明他吸取了余姚令任上的经验教训，有所进步。[2]

——这是王琅准备伸手拉他一把的原因。

作者有话说：

[1]余姚县长官《晋书》作“余姚令”，《资治通鉴》引庾翼书“山遐为馀姚长”，又按《晋令》，“县千户已上，州郡治五百已上，皆为令；不满此为长”。本文取余姚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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